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悲惨世界"在"世界无童工日"（6月12日）左右被媒体披露，也许纯粹是一个巧合，却"巧合"得让人如此心痛。

　　毋庸讳言，山西黑砖窑案注定会和孙志刚案一样成为中国法治史的奇耻大辱。后者稍许让人欣慰的是，它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血的代价总算换来了法治车轮的进步；那么山西黑砖窑案呢？残忍至极的这一血泪事件，能给中国法治进步带来什么？它能推动笨重的法治车轮哪怕非常微小的一点前进吗？

　　所有的农民工故事都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劳动法》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当《劳动法》所保护的对象被人当奴隶一样买卖，而且早已不是"个案"
而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劳动法》的保护力度是否太弱，对执行《劳动法》的部门责任是否规定得太少太轻？当一部法律在现实中的落实被大打折扣，甚至形同废纸，那么这部法律本身就必然值得反思。

本文发自《北京青年报》

作 者 李 怡
来 自 苹 果 日 报

尽管特首曾荫权在天津急急为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言论降温，但吴邦国在发言中流露的唯权是尚、党大于法的心态，仍然不能不令港人担忧。吴邦国表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从这个角度讲，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律」。按这段话的意思，香港特区可以享有多少权力，全凭中央的喜好。它爱给特区多少权，就给多少权，要多给一些也可以，要收回一些也可以。因为基本法是「授权法律」。这完全是人治社会的观念。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并非来源于中央，而是来源于由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衍生的基本法。尽管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但通过以后它就是从中央到香港以至全国各地方都要遵从的法律。基本法不是一部容许中央对香港此时可多授予一点权力、彼时可少授予一点权力的「授权法律」，而是在中央与特区关系上，明确香港特区可以享有多少权力的法律。基本法第二十条讲香港特区可享有中央授予的「其他权力」，这「其他权力」是指基本法所定权力之外的权力，并不等于已定的权力中央可以收回。基本法定下的香港特区的权力，是除了国防与外交之外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在1990年通过时，姬鹏飞在人大作报告，清楚表示由基本法（而不是中央权力）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吴邦国强调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所谓单一制，是相对于联邦制而言的。联邦制是先有邦，然后才各邦联合起来，授权予联邦政府。单一制是中央掌握主权后，向地方分权。然而，在法治国家，即使是单一制，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也是根据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的，并不是中央说授予地方多少权，地方就享有多少权。吴邦国认为地方权力多少，全凭中央授予，那么这不是法治社会的单一制，而是一党专制，是人治社会的中央集权。

吴邦国引用邓小平的话，说根据邓小平的「重要思想」，香港不适宜「搞三权分立」。我们不禁要问：香港政治体制，到底是以邓小平的重要思想为依据，还是以基本法为依据？若依基本法，那么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司法独立，基本上属三权分立的架构。若依邓小平思想，是不是行政机关不必向立法机关负责，独立司法可以废除呢？再说，如果中央人事有变，不再崇尚邓小平思想了，那么香港的政制是不是又要跟从另一个「伟人」的「重要思想」来改变呢？吴邦国又说，根据邓小平思想，香港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主导不是甚么特别的东西，英国通过议会中的多数党组阁来体现行政主导，美国须国会三分二多数才能否决总统的决定以体现行政主导。但行政主导不是行政独裁，不应理解为行政可不受制衡。一党专政下对行政主导的思维，显然跟现代文明国家不一样。二十多年前，当时的人大委员长彭真被问及是「党大还是法大」，他想了一下说，「我也说不上来」。继承人大委员长职位的吴邦国，在三天前的发言中，讲的是基本法，流露的仍是党大于法的思维。由眼中无法只有党权的人来主持全国的立法机关，岂不是中国法治的大笑话？

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吴邦国委员长认为：1.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2.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22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问题。3.特区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行政主导。正如邓小平讲，「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4.香港行政长官既是特区的首长，也是特区政府的首长，不仅要对特区负责，还要对中央政府负责。

这次讲话基本上代表了中央欲在香港政改问题上迟滞普选的意愿，正如蔡子强所说这是一种「期望管理」的手段，这次中央首次以领导人的规格，发放对《基本法》及普选问题的看法，目的是想向港人暗示，在未来政改问题上，中央必会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香港多家舆论认为此举对香港本属于特区内事务有所限制，通过座谈提出意见是回归十年来首次，其方式备受瞩目。信报认为：基本法规定中央本来就有权否决香港提出的政改方案，重申基本法无实际意义。吴邦国委员长昨天的讲话，予人的印象不是宽松而是偏紧，是以我为主，高度自治之下中央授予什么，完全由北京决定。这种姿态让人担心：虽然北京主观意愿香港政制平稳发展，其普选的步伐不应太快，但用这种方式来影响香港似乎并不明智。

以下是信报的分析：有关香港政制的发展，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都有详细规定，但附件一有关行政长官的部分，其规限只到二○○七年，之后如何修改，由立法会、行政长官及人大常委定夺。至于附件二有关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也只是规定了第一、二、三届，二○○七年之后何去何从，也留下了一片空白。既然基本法内没有写明，香港是否可以享受由此而出现的剩余权力？行政长官稍后会提交政改咨询文件，按照他在选举时宣称「施政以民意为依归」，○七年以后的政制发展自然也应该按民意行事。但是，根据吴邦国委员长的说法，基本法内「没有明确的」，中央可以授予，但反过来说，中央也可以不授予；正如一些北京智囊人物指出，特区的政制是涉及国家主权的大事，自然也要中央授权，香港才可以向前行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意为依归」就显然不是决定政改的主要因素了。

最近香港讨论8*8多了起来，源于傻蛋民建连的主席先生的那么一番辩解言论，也不知道触及到了那根筋，让他做这样的辩解，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然而香港媒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也不甚妥当，历史事件形成有诸多原因，并非那么容易解读清楚。不同的遭遇得出的感受应该完全不同，这一点香港同胞可能很难体会大陆人民的真实想法。而同为大陆人，失去亲人的苦痛也会让人产生自己强烈的情绪，如TAM母亲在94年在香港出的那本书。

香港媒体的偏激在于主观强调军人行为不可原谅，但于当前的形势并不容许军人丝毫的妥协，这一点从国内公开发表的报告中可见一斑。至少局势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内都没有完全稳定。从某方面讲，中国国人没有印度的那种种族阶层之间在各种问题上的和解精神，而是相反，对任何利益之争都采取暴力和极端的做法，这一点文革那么多年的教育实在功莫大焉。

难道中国人永远都不会把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合作精神当成自己的圭臬，永远把非暴力当成是软弱妥协的附属品。我相信哪一天中国人学会了妥协发展，也许这个民族才能称为真正的成熟。

也不知道国内有官部门以至于香港的管理当局对于这一段历史如何解读，导致在舆论上完全的被动。所有偏中的舆论阵地不仅没有对相关事件做中肯的评议，甚至连报道都甚少，很能看出来上面的行为指导非常垃圾。虽然目前还不至于使局势失控，然而平常不做充分的研究，对于突发起来的舆论不利的情形反应软弱无力就是常态了。

对香港来说，有这样的避风港也许是件幸事，然而有条件客观分析历史事件，不能就此滥用了这些个自由。

电脑虚拟世界总是让人惊叹于它的快速发展，Second Life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350万。然而虚拟世界的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对正规的经济学理论有所影响呢？隐约觉得虚拟经济可以模拟现实经济中发生的一切，然后通过其中的数据变动，看出社会变化的趋势，然而这一切可能么？

仔细考虑之后，还是有很大的障碍。虚拟经济的金融体系就和现实生活中不同，虚拟经济中货币的发行太过于松散，货币管理当局未必能按照现实中进行操作，人们挣钱的模式也不同，比如农夫的生存方式，网络和现实还是有巨大的不同。

此外还怀疑很多职业在Second Life中是否会有人愿意去做，比如说名声极坏的黑社会，本来想通过这个体系来考察现实生活中很难测量的地下经济，由此看来也不实际。

中文世界的Second Life还在不断发展中，能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毕竟没有切身体验其中的环境，还真不好说是否如此。

美国的民主是精英们的向往，可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

林达的《如彗星划过夜空》说明美国制度的构建就是出于对人性对一切的怀疑，尽力把权力分散使之制衡。而《如慧星划过夜空》中说道费城制宪会议与会人士不仅是恐惧专制权力，也对"民 主"深深的警惕。后世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而实际上此处的民主是特指雅典市的全民民主，容易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美国参众两院的架构也源于对民意被滥用可 能性的警惕。当整个社会的民众素质未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直接的不受控制的民主极容易导致民意的被操控，民众在集体之中会丧失理性，互相为自己的恶行做出 正当解释。

极度利己主义在中国举目皆是，这已经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幸现实。君不见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盗版，伪劣产品制作销售到处盛行，人们已经用他们的行为来决定了他们的态度，道德领域内更是如此，想想看李银河为什么受到批判，民众对于精英知识的理解显然还有巨大的差距。

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印证了人性中潜在的恶行发挥，在联众打牌现在看不到双方的发言了，据说是为了防止网友之间的骂站，由于骂人的风气太盛了，以至于骂人成了网络社群的一个顽症，许多牌友见面就开始相互漫骂，而平时社会交往绝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在不受限制虚拟的网络世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你不必对你所说的负责，这种网络上精神暴力的蔓延充分的说明多数民众意愿的取向并不足以做为整体民意的正确和正当取向。

当然有人会说，现实中能进行理性诉求的渠道太少，太多的怨言无从发泄，网络只是充当了这种渠道而已。这也许有道理，可在现实生存中的理性诉求客观说来，我们每个人都在指望别人的争取，而不是自己来争取。只有在自己的利益受挫的时候才会抗争，然而这种抗争往往力量无法聚沙成塔。

精英们现在也开始反思我们的历史，即使先哲们早就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如辜鸿铭），然而人们的思维容易收到当今主流思潮的影响。譬如说乾隆皇帝时代实行的禁海政策，并不能说明中华民族的闭关锁国，毛时代的对抗西方的政策也不是说中国人有天生抗拒西方的精神。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他存在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而你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着实是各种环境综合的一种体现。那些分析事件成因的历史考证，和真实历史发生的影响作用相比，有很大部分是捕风捉影的。实际上以后的事件的发生，仍然有太多的不可预知性，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和未来相隔如此之近的国度。

早就知道Google翻译了，还是用得少。用过之后才知道确实比其他的翻译高明得多，虽然低级错误不在少数，可毕竟能了解大意。最值得关注的功能当然是对Google翻译的结果提出你的修改建议，嘿，这功能真是不错，不知是否这些建议对后来的使用者是否有好处。

虽然比人工翻译过的文章差很远，然而因为是中文的关系，语言的直观性还是让人很亲切，界面的友善程度还是沟通的主要影响因素啊！这就像我们使用代理看限制网站一样，即使能看得到，但因方便的关系实际上看不多。

经常看外电的话，一段时间后，你就有体会老外对中国的事情正在从一个不理解到一个正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

相信开过了奥运之后，许多老外亲自来了中国，可能会了解更多。直观估计明年北京奥运之后，北京人的跨国婚姻将会多出许多。

黄金周的开展使中国人曾经高度重视的五四青年节的影响力完全销声匿迹了，这也许的时代的使然和必然。

八十八年以前，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之中，那时候的中国青年是社会新生力量的体现，设身处地的忧国忧民，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然而现在呢？

现在的年轻人，远没有五四时期那种国破家亡的忧虑，只有尽情的享受他们的人生，他们最鲜明的特征是彻底的娱乐精神，至于创造和促进社会进步，已经不是他们的理想。

俱往矣，五四精神。

也许21世纪的人们确实不需要五四精神，那是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精神力量，而不是普世的年轻人的必需品。乱世有乱世的英雄，和平时代有和平时代的人物，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

从历史材料中我们得知，伟大人物取得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比重是在他的青年时期，尤其是20-30岁之间的年龄段取得的，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活跃的是1977-1987年出生的人们。

这个时代的青年其实已经树立了他们活动的领域，那就是经跟国际潮流的信息化革命，即使目前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当然差的更远还有科学观民主，政治文明……因为那不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注定了是属于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的青年的使命。

在和平年代宣扬五四精神，也许逃不脱文革的那种思想错位吧，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五四精神确实不提也罢！

　　陶冬，瑞信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于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但同时兼顾亚洲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陶冬拥有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陶在中国、美国及日本等地都有过任职，自1994年起长驻香港。

2007年大忧虑：资产价格失控

　　中国A股有世界上最贵的银行；中国A股有世界上最贵的保险公司；中国A股有世界上最贵的消费股；中国A股有世界上最贵的公用股。中国A股似乎要冲击一项世界纪录，不过历史上打破这项纪录的股市，最终都没有好下场。
　　
　　高PE源自低利率

　　信手拿起券商的一份研究报告，以"党酒、军酒、国酒"为题推介一只酒类股，品牌、垄断谈了许多，基础面分析缺失。从市净率(PB)和市盈率(PE)等估值来看，这不仅是国酒，更是金酒。而且从近来股价走势来看，"金酒"正在向"白金酒"进军。
　　A股目前处在35倍PE水平，这高过世界平均16倍PE，高过新兴市场平均12倍，高过美国的17倍，印度的18倍，韩国的10倍。中国工商银行PE 为28倍，世界银行业平均PE为14倍。中国人寿PE为59倍，世界保险业平均PE为15倍。毫无疑问，A股的估值已大幅、全面地抛离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
　　但是以国际资本市场估值来衡量A股市场有无泡沫，却未必完全合理。中国有资本管制。尽管QFII和QDII为海内外资金转移打开了小小的缝隙，但资本的跨境流动渠道并不顺畅，规模也不大。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资金，走出国门，寻求海外投资机会，购买美国债券、英国股票、石油期货、玉米指数，并不实际，他们所追求的是比银行储蓄更高的回报。因此中国投资者的回报标杆，是中国的利率水平，而不是全球的PE。
　　中国目前的储蓄利率是2.8%，除去利率税和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在去年12月已成为负值。如果2007年通货膨胀如笔者预期达到3.2%，则中国将进入一个负利率时代。换句话说，储蓄者(计入通胀因素)贴钱存款，为银行免费打工，为中国的高速投资效力。美国一年期储蓄利率为5.25%，实际利率 2.7%；韩国一年期储蓄利率为4.6%，实际利率为2.7%。低资金成本与高市场估值，自然有其内在关联。
　　低成本、高估值、静态回报(不计资本增值部分)不尽人意，其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低资金成本、政治干预，导致中国不断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其结果是制造业的高估值、低回报。这次不过由制造业移向资本市场，于是有了PE、PB等标杆，有了"泡沫"之争，究其根本，低廉的资金成本乃是源头。
　　时兴话题之一是香港H股与上海A股的互动。随着越来越多中资股在两地上市，H股与A股之间的关联度正在提高，但是同质同权的股票，在两地长期股价同步是不可能的(除非H股全部由中资持有)。两个市场的资金来源不同、回报标杆不同，投资理念、风险容忍度也不同。A股PE值十几年来始终高过国际平均估值水平。这里可能有泡沫因素，但是资本项目的不开放和国内实际利率水平的低下，同样重要。
　　与A股不同，H股的资金主体来自海外基金，它们的估值参照、回报预期以及风险评估，是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比较的。换言之，如果H股的估值水平大幅抛离世界其他市场，如果H股的风险/回报比高过其他投资产品，海外基金便会离去。海外基金的内部风险监控多数比较严格，如果股票估值过分，内部监控会强令基金经理平仓。另外，香港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供沽空选择。H股的参照标杆是国际股市，A股的参照标杆是人民币储蓄利率，这就决定了A股与H股股价走势上的差异。当然，国内热钱的跨境流动，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两地股价上的偏离，但是互动不代表共振。
　　
　　涌入股市的草根储蓄

　　2006年末，共同基金掀起了一股集资热。其中一家基金在一天内集资达400亿元，基金被迫缩短公募资金的期限。基金一天募得50亿美金，这在海外基金史上绝无仅有，足以令海外同行羡慕不已。近来新发基金，往往在开盘一个小时内就满额截止认购，除了"夸张"二字，笔者不知如何形容。这表明中国的草根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也被卷入股市大潮，那些看不懂股价表但又不甘心错过发财机会的民众，开始将自己的资金由银行调向资本市场。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对政策、对银行体系、对资本市场，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的三年半中，中国经历了两轮投资过热和信贷过度扩张。对此，政府施以两轮宏观调控。调控中使用了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不过主打是行政手段。政府通过窗口指导、定向票据发行等行政干预，制止信贷流出银行。行政干预出手快、定点打击效果理想，经济数据很快又回复到(或接近)政府的目标区间。既冷却了经济过热，又无需提高利率，没有给人民币汇率政策添乱。
　　不加贷款利率的前提是，存款利率不动。只要储蓄存款源源流入，存款利率大可不必上调。两年前，中国消费者的钱并无太多出路。楼市遭政府打压，股市处冰点之下，对海外投资机会又一无所知。于是十五万亿储蓄坐困银行，为国家的投资免费打工。
　　火爆的股市，为银行储蓄带来了希望和机会，银行资金开始流入基金和股市。政府叫停共同基金成立新基金募资后，更多储蓄直接流入股市、流入现有的开放式基金。中国的银行目前资金泛滥，失去一小部分储蓄似乎无关痛痒。但是如果储蓄流失继续，甚至加速，则对银行体系构成直接威胁。在WTO的承诺下，中国于去年12月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竞争颇有山雨欲来之势，而本土银行最大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优势便是储蓄网点和资金来源。储蓄持续流失，势必弱化本土银行的竞争能力，甚至可能诱发金融风险。
　　最新的货币数据证实了我们的担忧。M2的稳中趋降，反映出中国实体经济的软着陆，信贷发行趋缓；M1的急增，则反映储蓄年期的缩短(一年期定存可能变成活期)，资金周转率加速。M1变化往往是股市的晴雨表，中国也不例外。M1的跳升，相信连政府也没有意料到。
　　牵动银行储蓄的另一个因素是通货膨胀预期。中国2006年全年通胀平均仅为1.5%，但是物价压力开始显现。农产品价格近日骤升。农民工工资上扬由珠三角蔓延到沿海各地，由制造业蔓延到服务业。笔者认为政府对此实际上持默许甚至暗中相助的态度。和谐社会的最大基石是三农问题，没有什么比提高食品价格、提高农民工工资，更直接更实惠的。在不过分影响城市弱势群体的生计、不有害于安定团结的前提下，粮食、农民工工资还会涨，由此拉动CPI通胀的上扬。 笔者预期2007年CPI可能达到3.2%，中国将进入一个负利率时代。
　　
　　资产升值之忧

　　物价上涨、利率不变，势必加速银行资金的出走。通过加息来提高资金成本，制止资产泡沫化，似乎是一个合逻辑的政策选择。然而人民币利率政策，受制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一步升值到位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其币值长期过低，吸引着海内外热钱。为了减少热钱流入，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定在大致等同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息差上。这一招舒缓了汇率压力，不过也束缚住货币政策的双手。美元利率不升，则人民币利率上调空间有限。
　　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在流动性管理上，讲的多做的少，只敲边鼓不击核心。以银行准备金率政策为例，上调法定准备金率0.5%，理论上可以回收1600亿元流动性，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宏观调控下银行贷款受阻，有超过2.8%的银行资金放在央行超额准备金账户，所以这一政策不过将1600亿原本放在超额准备金账户的资金转入法定准备金账户，对流动性、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央行的准备金率政策，不过是放在股市上吓唬投机鸟儿们的稻草人。
　　超高流动性、负利率、储蓄出走，在点到为止的货币政策下，还会推动进一步的资产升值。银行资金一旦出走，便很难在短期内止住。何况世界上鲜有像中国这样将90%资产/储蓄存放在银行中的，中国这样超低实际利率的国家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尽管A股估值偏高，牛市还会持续。相对平和的B股，也可能有一轮流动性驱动的牛市。房地产市场也会涨。以世界各国经验看，负利率往往拉动房价上升，何况A股创造出的近3万亿元新财富早晚会流入楼市。资产升值应该是2007年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资产价格失控应该是2007年中国政府的最大担心。
　　笔者认为，新一轮针对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极可能在2007年出现，强力手段或许会在年中推出。"全民皆股"威胁着和谐社会，储蓄出走隐含着金融风险。即使实体经济相对平稳，政策调控也在所难免。不过，早期措施可能相对温和(如提高准备金率)。
　　
　　流动性亢奋

　　资本市场飙升，其实是表象，背后是流动性亢奋。中国经济早已走出了通缩的阴影，但是货币政策、流动性管理却仍停留在几年前的架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激增的货币发行，更为已经过剩的流动性火上添油。
　　流动性亢奋，先后制造出投资失控、信贷失控、楼市失控、股市失控。当政府为月度经济数据放缓而沾沾自喜时，它忽略了资金价格信号的失灵、资源配置的失衡、宏观经济的失调。宏观调控不能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能治标不治本，不能只顾月度数据不理会流动性泛滥。不然只能从一个失控走向另一个失控，调控成本很高，结构成本很高，风险成本更高。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多数结构性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不过流动性亢奋却是新生的。流动性泛滥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央行货币政策没有跟上经济由通缩转通胀的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招牌掩盖着政策的迟缓和无力。银行改革大步前行，资本重新充实后的银行自然在贷款上更进取。全球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从而导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非政府部门)的结构性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民众海外投资渠道不畅，将维持汇率秩序的重担全面压在政府肩上，央行被迫释出大量基础货币。
　　针对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政策，中国政府可能今年变招。干预外汇市场、平抑人民币汇率的责任，可能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到财政部。购入外汇的资金来源，也由央行票据发行转为国债发行，即所谓日本模式。汇市干预主体以及资金来源的变化，能否减少资金流动性，目前并不清楚，其关键是购买外汇所释放出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能否被债券发行所对冲。理论上讲，这条路是行得通的。不过理论上讲，央行票据也可以对冲外汇市场释出的流动性，只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受制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政府每年收下两千多亿美元，释出等额人民币，其规模不是经济可以长期承受的，也不是财政部和中国债市可以长期承受的。日本模式并不成功，这一点在日本的M2/GDP比率上表现得很清楚，只不过日本经济积弱甚深，暂时没有出现资产大幅升值，资金仍滞留在银行中而已。
　　制造过度流动性的几个因素没有一个会在短期消失，流动性亢奋一时也难根除。对此，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来弥补货币政策的不足，强行干预银行信贷规模，以此调节投资规模。这种做法在2004年和2006年调控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毕竟政府对银行运作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
　　然而，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资金从另一头流出。当15万亿储蓄开始移出银行，当草根阶层开始进入股市，调控便不再是行政干预即可奏效的了。笔者认为资产升值是2007年的一大主旋律。A股会涨，B股会涨，房地产也会涨。
　　中国GDP常年高速增长，收入大幅上升，生产力更出现跳跃式前进。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资产升值是合理的，是将过去的经济发展成果货币化。但是问题出在升值的速度和投机。过度的资金流动性，制造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导致资源配置错乱。资产泡沫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在世界经济史上比比皆是。
　　到了正视流动性亢奋的时候了。

(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于二月五日。个别数据可能需要更新，但观点决不需要更新。此文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