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以后，富士康认为报道不实，侵害其名誉权，其法人公司鸿富锦公司7月初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鸿富锦提出了3000万的赔偿要求，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10日做出了民事裁定书，将两人位于广州和上海的房产、一辆汽车和两个银行账户全部查封、冻结。据了解，这是目前中国大陆向媒体索赔金额最大的名誉侵权案，也是首例越过报社直接向记者起诉并查封记者私有财产的案件。

这起名誉侵权案之所以引起舆论大哗，其中符合"新闻"这一基本禀赋的因素实在太多：一是富士康狮子大开口，提出了高达3000万的赔偿诉求，用王佑的话说，她几辈子不吃不喝可能也赔不完。二是揭露富士康超时加班的媒体很多，而且始作俑者并非《第一财经日报》，早在今年6月11日，英国的《星期日邮报》在其一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中，披露了富士康深圳工厂所雇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时，所赚得的月薪却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富士康不去告国外媒体大腕，却仅仅盯住《第一财经日报》，其中用意，耐人寻味。三是富士康不直接告《第一财经日报》，却把新闻报道作为单纯的个人侵权行为，仅仅告当事记者和编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对资本的本质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媒体等舆论力量对资本张扬的邪恶加以监督。富士康作为以角逐利润为根本目的的一种存在，其对媒体揭露其违法行为怀恨在心是不言而喻的。富士康先申请查封两位记者的私产，后又将两位记者告上法庭，索赔三千万，目的不外乎打压媒体的监督空间。如前所述，这个事件最早是由英国《星期日邮报》披露的，正是它的报道，才首先引起了苹果公司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关注，并促使苹果公司派员对富士康进行调查。富士康单单挑了一家媒体来起诉，明显是杀鸡给猴看，让媒体今后在作有关富士康的批评性报道时产生寒蝉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机构，作为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裁判者，应该根据国家法律，根据法律的精神来维持社会正义。有关法院却不顾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情况紧急，二是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才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诉讼的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记者，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所以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漏洞。

是立法有漏洞吗?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闻侵权案件相关司法解释对此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出具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六点表述如下，"问：因新闻报道或者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答：……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面对最高人民法院明明白白的规定，在明知诉讼主体有瑕疵的情况下，依然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法院一意孤行，岂非咄咄怪事?

法院为什么不顾舆论，做出了令舆论哗然的裁定，原因可能在于法院在此次事件中，不仅仅是一个裁判方，而且也是利益方，同意了富士康的财产保全请求，受理了富士康的诉求，可以按照3000万的标的收取费用。这种畸形的收费制度，对于法院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作用。

俄罗斯与日本之间的捕鱼纠纷经常发生，但射杀日本渔民却是五十年来首见。日本抗议，而俄国不理，看情形这种事最後也只有不了了之。但这凸显出日俄之间的岛屿主权纷争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阻断了双方签定和平条约的希望。

这次发生冲突的地点是在齿舞群岛附近。齿舞、色丹、国後、择捉四岛被日本称作「北方四岛」，俄国称之为「南千岛群岛」，历史上曾属於过俄国，後来又属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旧金山条约将这些领土归於苏联，此後，日本与苏联以及後来继承苏联的俄罗斯不断交涉磋商，希望将四岛还给日本，而起初苏联有意将较小的色丹与齿舞还给日本，但後来日本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苏联便断然拒绝再谈此事。

俄罗斯坚持立场是有其军事战略考虑的。俄罗斯控制了萨哈林岛（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可确保通往堪察加半岛的海上运输线，也就掌握着通向太平洋的出击路线，能保卫滨海边疆的军事设施，对美国及日本也产生军事压力。

四岛中，国後与择捉有天然深水港，大型舰队可以隐伏在此，一九四一年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就是由择捉岛南岸的单冠湾出发。这可想像到，如果有一天俄罗斯与日本或是与日本结盟的美国发生冲突，这些岛屿就是军事前哨，岂能放弃。

何况近年发现这些地区的天然资源价值高达二兆美元，就经济价值来说，也不能放弃。所以俄国最近决定大规模投资并开发南千岛群岛。

日本与邻国不断有领土争执，与中国有钓鱼台列屿争执，与南韩有竹岛争执，与俄国有南千岛群岛争执，使日本与这些国家常伏有爆炸性冲突因子。日本要振兴军国主义，要收回二战前所据有的夺来的领土，但这三国都不易对付，这关乎民族尊严，没有那个国家愿意将历史上的领土拱手让给日本。

中国时报             日本绝难再讨回南千岛群岛   8月18日

跑官要官不是核心问题

陕西省宜君县县委书记熊晖贴告示拒见要官者，这件事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舆论事件。从媒体上发表的众多评论，我很少看到肯定的态度，看到的多是质疑，质疑的角度之多样，显示了评论家群体构思文章的巨大能力。

熊晖在休息室和自己卧室的门口告示"凡属干部个人职务调整等事宜，一般不予接洽"，并申明"凡推荐或自荐要求变动职务者，一律到县委组织部与部领导面谈，并填写干部推荐表；凡携带财物的来访者，请自行带回，否则一律取消请托人及本人考察资格；县级领导推荐干部，也应先填写好干部推荐表，方可接谈"。

就熊晖个人而言，写一张这样的告示，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非议的。有人说，不许跑官要官，是中央多次重申过的，熊晖还要贴出这样的告示，有作秀之嫌。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会怀疑议论者到底是生活在中国还是外国。在中国，三令五申的事情多得很，事情有必要三令五申，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

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到很多人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水平，家庭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私人空间，有事到公司谈、到外面谈的风气正在形成。而独独官场上，风气还是"拜门子"，办公室讲些冠冕话，真正有事要到家里谈。当然，登门拜访不能空手而去("空手套白狼"，中国人都是很厌恶的)，这样就不算打扰私人生活了，于是官员的家成了"第二办公室"，政事成了在家里处理的私人之事。

有一种质疑，是说这样也管不了用。我想，这可能要看你想要多大的管用范围。熊晖贴出告示，如果真能做到，至少可以在宜君县的换届过程中，减少到领导干部家里跑官要官的现象。当然你要这样的告示解决所有的跑官要官问题，那确实是管不了什么用。

当然，我绝不认为，只要全国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在家门口贴出这样的告示，就可以解决全国的问题。清朝的道光皇帝继承先父之风，常常穿补丁衣服，还拿是否穿补丁衣服来考核官员，产生的惟一结果就是旧官服价钱高于新官服。全国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在家门口贴"拒见要官者"的告示，能够产生的效果，可能是要官现象不能绝迹，而且新增一层"言而无信"的无耻行径。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在报道熊晖告示拒见要官者以后，媒体的后续报道，没有对熊晖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以至于需要贴出这样一个告示，以及这样的环境在今日社会有多大的普遍性等等表示太大的兴趣，而是对熊晖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进行发掘。这表明，媒体对熊晖告示事件更多地设想为一种个人特殊行为，并希望弄清这种行为的"动机"。

在现有社会环境下，一个县委书记在做出某件具有个性的事情时，内心到底在怎么想，恐怕不容易获得答案。面对媒体时，一个官员哪怕再坦诚，也会对官场潜规则不无忌惮，尤其当了"出头椽子"的人，众目所视，言语就会更加谨慎，他很难把全部的心理过程展现出来。

熊晖告示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无疑比熊晖个人的心路历程更加值得发掘。我们可以说，存在着较多的跑官要官现象，这是熊晖告示产生的背景，但这种感觉是过于大而化之的。我们不能认为宜君出了熊晖告示，就表明宜君的跑官要官现象最为突出，而应该说解剖宜君，其价值在于用具体的事实来填充我们大脑里对跑官要官现象的认识空白，让我们了解政治生活的真实。

直觉告诉我，跑官要官其实是一个难称确切的说法。一个人希望担当公共职务，并为此而进行种种努力，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而把努力寄托于请托私门、寻找靠山上面，根本不在于权力观、政绩观或者干部任用程序、交流制度等等，而在于权力授予的方式。权力由几个人乃至个别人以分派的方式来授予，而缺乏公众选择与认可在先的制度，必然导致把当官希望寄托于个人效忠与行贿收买的现象。

一个人能够将自己担当公共职务的愿望告诉他希望服务的那些人，并请求这些人选择自己时，可以认为他是在公众那里跑官要官。我认为跑官要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几个人甚至个别人就能给予官位，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私密化、小组化乃至个人化的权力授予方式，是私下跑官要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