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虽已去世16年了，但他仍是一个敏感人物。最近人民出版社与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张黎群等主编、唐非撰），以及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两部传记，就能看出诸多端倪。

 

领袖级人物的传记年谱一般经专门组建的不署名写作班子集体编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但这两本书却没有依从惯例。《胡耀邦传》既无前言更无后记，五名主编的大名全列在封面上，还有一名专门在名字后加注了“撰”字，体例显得不很规范。

 

这部传记标明是“第一卷”，只从胡耀邦出生写到一九七六年而止。这时期只能算是胡耀邦辉煌政治生涯的前奏而已，他真正对中国的命运产生影响是在这之后，支援真理标准讨论，为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当总书记然后被迫辞职。而他于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的忽然去世，更是那年风波的直接导火线。盖棺十六年，尚难定论，传记的后半部也只能留待他年续写。

 

胡耀邦女儿满妹（李恒）写的《回忆父亲胡耀邦》，除前面第一章倒叙去世前的胡耀邦外，其余十二章从胡耀邦出生的一九一五年一直写到他去世的一九八九年为止，结构的完整性似乎超出上书，但失之于感性。不过，最可贵的也正在这里。作为历史的在场者，满妹看到的一九七六年后胡耀邦的一些细节，是《胡耀邦传》所回避的，因此尤其让人回味——满妹回忆，胡耀邦自一九八七年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后，十几个月时间里婉拒朋友部下的看望。作者认为，这种与热情开朗的个性完全相反的沉默，是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当然，作为领袖传记的写作，主要是叙述传主行藏，不可能作出另外的批评，但这样有时就难免予人流水帐和高大全的感觉，而得不到一种真实的理性的印象。比如，胡耀邦去世前十九天说过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民主党派等几种人“要慎重又慎重地对待”，“要理解，要宽容”，这样的话近于政治遗嘱了，为何如此感触？又是怎样地影响了他的人生历程？传主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处境和言行是怎样的？这是领袖传记写作必须直面的问题。

 

这两部胡耀邦传记中，各自详略处不同，但也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有待考证，比如在满妹的回忆中，胡耀邦在下放的一年多时间里，没能抽出时间回一趟家，而在《胡耀邦传》里，胡耀邦不单回到了旧居，而且还住了一夜。

 

胡耀邦的悼辞本来有这样一句话：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胡耀邦的夫人代表全家提出：不要这样写，那时耀邦的处境没有机会，也不可能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有抵制就已经不容易了。后来这句话改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满妹这本“勇敢、勤奋、真实”的回忆录写成于一九九九年，直到现在才出版。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的《九思实录书系》适时出版了《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虽然只是悉数收录了公开的文字资料，但对胡耀邦一生，尤其是晚年在“绝岭最高层”风云变幻中的处境遭遇，却反映得比较清楚。一九八七年一月初，胡耀邦提出辞职后，曾有薄一波主持一个「民主生活会，参加者二三十人，胡耀邦先做检查后，余秋里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胡耀邦；接着邓力群精心准备后连着两天讲了五六个小时，主要的是批评胡耀邦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不力；姚依林也批评胡耀邦不懂经济。乔石、胡启立、赵紫阳都发了言。五天的会，让胡耀邦伤心之极，“走出会场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起来”。

 

只有中国人才能纂改文人诗词中的“高处不胜寒”的原意，自古以来高层的斗争，从来都是以残酷的结局收场，甚至死后还无法得到平静。照此看来，“和谐社会”的基础远未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