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的经济学家似乎对世界大小问题都有解决办法。污染问题逼在眉睫吗？设立排污交易系统吧﹗要改善教育质素吗？学券制不妨一试。全球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吗？实施全球自由贸易及推广小额贷款是上策。甚至台海关系等错综复杂的政治难题，也可以搬出博弈论来加以探究演绎。

　　经济学家对于世上的奇难杂症似乎都有一套灵丹妙药，为何献身社稷、将经济学理论转化为造福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家却寥寥可数？这个问题近日在曾为美国总统乔治布殊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Greg Mankiw）的网志中，掀起一番热烈讨论。

　　曼昆是经济学者，顺理成章亦以客观数据剖释这个"怪现象"。他认为政坛上甚少经济学家出身的政客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家在人口中本来就是"稀有动物"。根据数字，美国每年约出产一千个经济学博士，其中只有约一半为美国公民。以美国每年出生人口约四百万计算，每八千名美国人始"出产"一位经济学家。

　　由此推算，在共有五百三十五名议员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中，出现经济学家的机会只有7%。若果以此作为标准，经济学家从政的成绩其实不坏。共和党前参议员格拉姆（Phil Gramm）及共和党众议院前多数派领袖阿米（Dick Armey）这两名均获得经济博士衔头的政客，就曾一同在国会共事多年。放眼世界，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印度总理辛格及加拿大总理哈珀都是经济学家出身。

　　曼昆提出的另一个理据是，若果一个有志在政途闯一番事业的年轻人，绝对不会花数年时间取得经济学专业资格，因为这不合乎成本效益。诚然，修读经济学学士课程对于掌握公共政策的基础运作相当有帮助，但对于一名正在"搏杀"时期的政坛新秀而言，花五至六年换取一个博士学位，既没需要，成本亦太高。

　　曼昆的说法固然言之成理，不过，老毕认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本质上的分别，才是经济学家甚少涉足政坛的根本原因。政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是面面俱圆－难听一点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对于舆论之所依、选票之所归的选民更是不敢得罪。无他，若果选民不高兴，政治前途亦完蛋，还谈什么完善建制、造福人群的伟大理想呢？

　　相比起政客的左闪右避，摇风摆柳，经济学家坚持"择善固执"，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绝对不会为了讨好群众而在灰色地带落墨。经济学家对社会政策的批评及处方，往往都是平民大众所难于咽下的，例如设立最低工资会增加失业率，或增加社会福利会为未来政府财政埋下计时炸弹等。记得畅销经济著作《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推出时，一度引起卫道之士抨击，因为书中提出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堕胎合法化，是九十年代罪案率骤减的原因。若果一个政客将此等"真理"挂在口边，结果肯定是政治自杀。这可能亦解释了为何那么多从政者是律师出身，因为他们既能代表控方，又能代表辩方。

　　既能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又能把超级大国管理得头头是道，相信只有《白宫群英》的编剧才想得出来。